文∕何來美
資深媒體人，曾獲客家新聞獎、兩岸新聞獎，出版多部客家著作，現持續從事文史寫作。
日治時期樟腦專賣收人年達500萬圓，成為臺灣總督府主要財源。靠伐樟採腦維生的腦長、腦丁以客家人居多，也隨著樟林砍伐，沿著臺三線從新竹、苗栗內山往南，一路向東勢、新社、國姓、集集、中埔南遷，一直到高雄甲仙、六龜，都有「北客南遷」的足跡。
臺灣盛產樟腦，是重要戰略物質，清末樟腦產業主要掌握在幾個大家族手中。據文史學家黃卓權研究，他的高祖父黃南球與台中霧峰林朝棟家族也合作經營，與洋行簽約外銷歐美，獲利可觀。樟腦大都委外承包，包商稱「腦長」，腦長再雇工伐樟焗腦，稱為「腦丁」。
獅潭是黃南球開發苗栗內山的大本營，腦長分佈各地，如大東勢、八卦力腦長分是黃阿各、馮文廣，馮文廣精通日語、閩南語，又擅長帳務，被黃南球重用，派到臺北大稻埕裕利商行當行長。開發獅潭的另一富豪是劉緝光，他拓墾桂竹林，也製腦致富，但論規模無法與黃南球相比。
1897年夏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到獅潭踏查，曾分別夜宿劉緝光、馮文廣家，他發現漢人向原住民繳「番大租」，但防內山原住民來襲，漢人設有8個隘櫃，雇用16名隘丁駐守。
臺灣總督府為掌控樟腦利益，1899年設置樟腦局，建立樟腦專賣制度，也在台北市南門設立專賣局臺北南門工場，成為臺灣唯一製造樟腦與鴉片的大型官營化工廠，各地腦寮生產的粗製樟腦，都由專賣局收購後到此廠再製。
製造樟腦需要大量樟林，而多數樟林都生長在淺山地區，致常原漢衝突，流血不斷，而清代的「理番政策」，從早期的「土牛線」（番界）不能逾越，到清中葉因漢人大量來臺拓墾，開始在「土牛線」設關隘，合夥投入資金，設隘寮雇隘勇，建立類似拓墾公司的墾號，如金廣福、廣泰成……，除拓墾土地，也掠取木材、礦產及樟腦資源。
1886年臺灣巡撫劉銘傳決定裁隘，改在大嵙崁（大溪）、樹杞林（竹東）、東勢角（東勢）以勇營駐紮防禦，但功能尚未彰顯，清廷就甲午戰敗割臺。日治初期一度透過補助隘勇，協助設隘丁線。1902年「南庄事件」發生後，決定將隘勇納入警察制度，1910年起更以強勢武力強迫原住民退回原居地，到1926年更開闢了理番道路。
樟腦經濟價值高，日治初期不少人也樂於當腦丁，筆者宗族就有多位，我的二伯公何祿生是黃南球獅潭大東勢腦長黃阿各的女婿，受岳父影響，年輕時帶著二伯婆，從公館鶴岡到南投集集一帶伐樟採腦，賺了錢後，知道彰化田中有不少濁水溪整治後的浮覆地，再到田中拓墾，現子孫都成福佬客。
筆者同宗堂兄何治郎（南投縣民政局專員退休）家族，他的曾祖父何永和1915也帶著4個兒子從公館鶴岡出發，沿著大湖、卓蘭、東勢、新社伐樟焗腦，一山翻過一山，1931年才在新社馬鞍巃定居，後搬到國姓鄉長豐村大茅坪，直到樟樹砍伐殆盡，再搬到大旗村雞油巃，從何永和、何本才、何東炎祖孫三代都當腦丁，後來樟腦沒落，何東炎才改種香蕉維生，曾孫何治郎已是北客南遷第四代。
何祿生、何永和游牧山林當腦丁，僅南遷到南投、彰化，更遠的還南遷到嘉義中埔、阿里山及高雄六龜、甲仙等地。以甲仙來說，1903年臺灣採腦拓殖會社到甲仙埔正式運作，就從新竹州招了大批客家腦丁南下，當時人口才882人，到1908年增至5126人，短短5年人口成長5倍，可知樟腦產業帶來的影響，也促進了南北客家文化的交流。
位於台北市南昌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是日治時期加工製造樟腦與鴉片的官營化學廠，給殖民政府帶來可觀收人，鴉片也曾荼毒百姓，1967年隨著樟腦沒落關廠，後規劃為博物館，2013年正式對外開放，保留的紅樓、小白宮分是以前的樟腦倉庫與物品倉庫，受樟腦影響，早年南昌街也住了不少客家人。
撫今追昔，樟腦雖已沒落，但它曾是重要的經濟產業，也帶動客家島內南向移民潮，值得後人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