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中學會考那年，同學忙著讀書，只有我完全不準備，跑到香港大會堂來看電影。李察吉爾的成名電影《美國舞男》在這裡首映，電影導演特地來分享。我知道要考試了，也明白電影可以日後去戲院看，但導演講話只有這裡聽得到啊！

以前香港沒有那麼多文化場所，很多音樂會、歐洲藝術電影、國劇等，都是在香港大會堂放映或演出。大會堂就像我的窗戶，我從這裡開始看到世界。以前出了大會堂門口，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就在眼前，外面就是海。

九七回歸後，香港漸漸變了。像現在這裡，我們雖然還能走到港邊，但填海造陸後，距離海港非常遠了。當年兩個碼頭要遷移時，市民開始討論填海造陸會不會影響海洋生態？那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里程碑。碼頭還是移走了，海港也愈來愈小，但這裡有我的文化記憶和抗爭記憶，所以特別有感情。

回歸後，香港表面上，馬照跑、舞照跳，但有無形之手掐著，很多人不敢說話，隨便發條 IG 或 FB，就會有人罵。我們表面上還有自由，但很多人自願放棄自由，因為我們的工作跟大陸關係密切，所以還是少說一點吧。但我從第一天做音樂開始，就什麼都不怕，自由慣了，不想突然改變。

傘運時，我人在歐洲，不斷看著手機裡的畫面，那是我沒有見過的中環，覺得很陌生，也很驚嘆，香港是經濟掛帥的，市民怎麼可能癱瘓金融中心？我馬上改了機票，當天早上飛機才降落，下午我就走進金鐘了。我知道會有什麼後果，但沒關係，參與這個行動比什麼事情都重要。

其實傘運之前，我的微博已經被封。以前只是幾首歌不能在中國唱，傘運後，連人也被封殺，沒有工作敢找我。從小到大，我不知道我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我英文不好、普通話也不好，我什麼都不是。現在，我很篤定知道自己是很實實在在的香港人。我不知道這次反送中運動會走到哪裡，但我很驕傲，香港人甦醒了。

以前香港沒有「獨立書店」，我們稱「二樓書店」或「樓上書店」，地面樓租金貴啊。念研究院時，我住在旺角，下樓沒幾步就是西洋菜南街，這是香港書店街，最熱鬧時有二、三十家書店，我最常去樂文書店、序言書室、榆林書店等，很好買的，常常走沒兩間店，就已經抱不動，先搬回租屋處。

去年是我特別傷心的一年，西洋菜南街行人徒步區被封，街道重回給車走的路。雖然最初那街也沒有行人專區，但很多文青、知青、社運朋友在這聚集，席地坐了就聊天，還有人開來小車，後頭電視播放抗爭影片，都是一般電視台不會播的，當然人就聚著看，警察來查來趕，他們頂著，週末又來。我在這住了五年，那時我常在樓上寫論文，下面要衝突了，朋友電話來，揹著背囊衝下樓幫忙。當然也學會偽裝，警察過來，我一轉身：「要去書店。」還真的去買書，書提上樓，又下樓幫忙。

後來，西洋菜南街有了行人專區，街頭藝人也來了，討生活嘛！大家都能理解。但賣藝被視為行乞，是會被抓的。每次警察來，大家就把街頭藝人圍起來，讓警察抓不了。後來有個街頭藝人告上法庭，竟然勝訴。這裡真是個戰場，打到可以合法賣藝，這也是對於公共空間的抗爭。傘運後，也有老人家風雨不改地在這裡要求真普選，這是他們政治表達的空間。

去年，政府以大媽賣藝、法輪功爭議造成騷動，取消行人專區。我特別難過，有爭議應想辦法管理，怎麼直接取消呢？知道這只是藉口，拿走的是我們表達意見的空間。現在的西洋菜南街不一樣了，那些長到路面的好看招牌被拆，樓價愈來愈高，書店剩零星幾家。

傘運後，香港人幾乎沒了自信，感覺政府想做什麼，人民都阻止不了。但反送中行動後，國際非常關注，香港人的自信回來了，感覺又有點希望，政府再不能這樣膽大妄為了。

21 歲那年，我從台灣嫁到香港。飛機降落那天是平安夜，隔天就是耶誕節。先生載我到中環德輔道中、甘諾道中看耶誕燈飾，那時的中環真美，封路讓人可以走在街上看燈，身邊都是外國人，街道兩旁都是外國公司。中環文化中西並陳，什麼都有，我很喜歡。

以前在台北，我在旅行社當遊覽車小姐，接觸很多外國客人，台灣人和日本人都很大男人，但香港男人不一樣，我帶客人去故宮，香港男人會幫太太或女友揹包包，很好的。這張照片是來港第二天拍的，我穿的是當時的牛仔名牌 BangBang，現在都消失了。

兒子小學時，先生紅斑性狼瘡過世。我一個人把孩子帶大，倒也沒什麼辛苦的，就兼兩份工。兒子後來去台灣讀大學，留在台灣當社工。反而是我留在香港，不想回台灣了。回去幹嘛呢？跟家人也沒話聊。香港住了一輩子，還是在這吧。

第一次去參加社會運動，是反高鐵行動。兒子隔海叫我去幫忙，我就去了。我看到朱凱迪那些年輕孩子四天三夜跪地苦行，覺得真了不起，很多才是中學生啊。哪像我，年輕的時候都在鬼混、到處玩，從那時開始，我就常去社運場合，下班後如果有空，就會去。

佔中時，我在公司看電視，看到警察放催淚彈，一下班就跑去聲援。兒子也從台灣回來，我們常去旺角和金鐘，給佔中的孩子買點東西吃，暖暖胃。他們睡街道睡帳棚，還要當心警察清場，怎麼能不幫忙？我只讀到小學，一直想再念書。佔中時，有些老師學生會在街上講課，我聽他們講歷史，講黑人為什麼反抗，覺得很滿足。

這次反送中，6 月 9 日、12 日我都有去遊行，隔天飛回台灣探親。但在台灣時，整天都在看香港新聞，不放心啊。6 月 26 日愛丁堡廣場集會前，我又飛回來，趕緊去參加，給他們支援。香港是台灣的前線，香港守不住，台灣也守不住的。

我種過田。記得有一天在田裡很餓，當場拔下即將收成的玉米來吃，那鮮甜的滋味，對我衝擊好大。原來，人可以透過努力，為自己提供食物。香港很早就城市化了，城市化讓我們對土地沒有歸屬感，我們吃外來進口的菜，在高樓上「離地」居住，從未真正在土地上生活。

第一次到菜園村，是 8 年前政府要建廣深高鐵，菜園村面臨拆遷問題，我來聲援。我走在村裡的小路，看到路旁有磚砌的屋子，也有鐵皮屋，有人、有田、有狗，他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想留下來。但政府有沒有想過，拆遷後拿走的不只是空間，還有他們所有的生活方式。

後來，高鐵項目預算過關，菜園村還是拆遷了。但我開始想，什麼是土地？什麼是自給自足的生活？雨傘運動是另個覺醒時刻，逼我思考，如何為理想的環境做該做的事？我住在大埔，跟太太討論後，在家附近租了田，開始農夫生活。起初整田，四米高的雜草全都徒手砍，有天整一整，掉下田鼠窩，幾隻田鼠跑來跑去，我很驚奇，就這樣跟蛇啊魚啊鼠啊一起生活了 3 年。現在，我女兒八歲、兒子二歲，我沒特別教女兒，但她已經認得好多農作物，這讓我挺驕傲的。

以前，香港農糧自給率最高曾超過 30%，現在不到 2% 了，多數蔬菜從內地進口。香港忙著發展經濟，農田不再耕作，等著發展商來圈地，直到菜園村跟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香港人的土地意識才開始覺醒。但，已經回不去了。

你問我，對香港未來有什麼想像？這幾年，政府不斷蠻橫通過法令，中共愈來愈收緊對香港的控制。這題真要回答的話，我滿悲觀的。現在的香港不是我覺得最美最理想的香港，香港最美好的東西每天都在失去。但我想留給孩子好的身教，一個關於公民社會的想像，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成為一個「人」。

小時候住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裡有一個涼亭，電視節目「城市論壇」每個禮拜天都在這裡舉行現場錄影。正反兩方針對一個主題辯論，很有火花的，最出名的是台下有一群「維園阿伯」，他們通常很親中央政府，會用大聲公對著台上發表意見。這是我的政治啟蒙。

其實我一直不太關心時事，在英國讀藝術的時候開始畫兒童漫畫，有點像幾米。但 2003 年是香港社會很動盪的一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七一遊行 50 萬人上街、SARS、張國榮跳樓自殺、房價暴跌，衝擊很大，我當時不在香港，透過新聞，更擔心家鄉的事。回來香港後，2006 年報社編輯問我有沒有興趣畫政治漫畫？我沒畫過，開始每天看新聞，用平民的角度去講述。兒子出生後，我會想一個父親要怎麼跟孩子介紹這個社會？我會畫父子一起看電視新聞時的對話，希望政治漫畫可以有反思，不只是很情緒化地醜化政治人物。

回歸 20 週年的時候，我畫香港旗幟逐漸被中國國旗取代，上面是一夥官員，有一個人站在下面用微小的力量賣力抵抗著。港人害怕香港消失，例如自由行後太多內地遊客令生活感到不便，廣東話變得不再那麼重要。DQ 事件後，人們開始害怕說錯話的政治後果。我畫了一幅畫，創作者周圍被很多紅線圍繞，最大的問題是這些紅線是隨時會改變，漫畫家創作變得不敢暢所欲言，大家活在恐懼裡。雖然我現在還不擔心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但送中條例若通過，坦白說，我會擔心自己變成政治犯。

我畫過最激進的是把官員畫成好像異形一樣，因為憤怒真的累積到極點，理性好像沒用，需要宣洩。六一六遊行的時候我把這張漫畫印出來當旗幟。我不知道自己還能畫多久，報社允許我就會繼續畫，畢竟，政治漫畫家對社會還是有責任的。

第一次參加六四集會是 2009 年，一開始很猶豫，怕有人會監視我，但很好奇，就去了。到了維多利亞公園，路旁可以看見很多行為藝術、傳單，大家自在地在公開場合暢所欲言。過去，我被灌輸六四是大學生被美國煽動鬧事，活活打死解放軍，從來沒人告訴我這場事件中有學生死去，當天在現場聽到的另一個故事，我覺得很陌生。結束後跟同學去吃糖水，我很激動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為什麼你們要稱為屠殺、屠城？」

我爺爺、爸爸都是愛國黨員，我中學時是三好學生，知道六四的真相後感覺很羞辱，我翻很多資料，很震驚，原來國家捏造了這麼多偏頗的訊息。我花了兩、三年重整思想體系，之後每年我都會來六四集會。

2014 年學生佔領公民廣場，我買了麵包、幾瓶水到現場，結果凌晨警民發生推擠，我被噴到胡椒噴霧。幾個小時後，我忍著刺痛去深圳跟爸爸吃飯，他說：「妳就算去了，人家也當妳是大陸人。」雨傘運動中，關於「香港人」、「大陸人」身分的爭議很多，爸爸的話，我無法反駁。

回來後，我看到學生被警察打倒在地上拖行的畫面，一直哭。是什麼觸動我？我的眼淚讓我發現，不應該用地域來定義一個人的身分認同，而是行動和背後的理念，我好像找到新的定錨點。香港社會相對比較自由，在這裡生活，讓我有機會學習怎麼做一個公民，我在香港的人生，是生命很大的轉捩點。

這幾年，我也會有無力感。香港和內地愈來愈像，比如官員說話的方式和口氣，但和內地比，還是自由很多。我經歷過更不自由的社會，知道爭取自由、民主真的很艱難，所以我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民主，比如關注性別，我會說出自己遭遇過性騷擾，支持其他性侵、性騷擾受害者，讓邊緣少數的聲音有機會被重視。

這次反送中運動，我參加絕食行動 88 小時。因為香港是讓我活出自己的地方，我想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大家對香港的印象都是中環、維多利亞港，其實我感情最深的地方在城郊，我小時候就常來鹿頸這裡爬山。從這裡可以看見對面是深圳，它以前是農村，現在滿城高樓大廈。這裡也是許多大陸人偷渡來港的路。例如，我爸 1949 年共產黨上台後逃難來港。他趁著天黑，把車胎綁在身上游過海面，只要向著有光的地方游，就可以到九龍，香港是東方之珠嘛！

他來港後在油麻地當豬肉販，媽媽和哥哥留在廣州馬家村，7 年後後來才把媽媽接過來，陸續生了姊姊、我和妹妹。哥哥留在大陸，他一直想來香港，偷渡很多次都不成功。我們的家庭相片都沒有哥哥，爸爸也不喜歡他，因為他總是希望我們帶錢、東西給他。半年前我們去看他，他感嘆自己一生不如意，只見他下午三點多就喝米酒、抽菸。去年八月，哥哥肺炎過世了。

我研究中港邊界、香港身分認同 20 多年，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這幾年我真的感受到香港之死，例如媒體控制、言論不自由、唱國歌要態度尊敬、選上的議員被 DQ（Disqualify 的縮寫，意指資格被取消）、廉政公署爆發醜聞…，怎麼可以變成這樣？我每天在河邊散步，聽到周圍普通話愈來愈多，會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好像香港重視的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價值都被稀釋了。

2014 年雨傘運動後我很沮喪，有憂鬱症，很想離開香港，一度考慮在台灣買房子，但這不像吃止痛藥，不是離開就可以解決問題。這幾年，我一直練習如何在最惡劣的社會情況下，找出真誠面對自己、找到安頓自己的方法。我以前很酷，現在比較放鬆、比較柔軟，可以在女兒面前哭出來了。

反送中遊行 200 萬人出來，我看到年輕人對美好生活和基本價值的堅持，很動人，很美。無論社會怎樣變，只要你陪著親近的人持續走在一起，我相信香港不會死，人的生命韌力，就是香港精神文化的生命力。

2014 年 9 月 26 日，我在公民廣場外的大台上，黃之鋒原本正在分享，他把麥克風交給我，自己翻進去公民廣場，我拿著麥克風呼籲大家跟進。這一喊，開啟了雨傘運動，我因此被判刑，也曾入獄兩個多月。

公民廣場原本是讓市民能在政府總部前示威抗議的場所，過去被稱為「門常開」，象徵政府聆聽民意。過去很多示威，好比反國民教育、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等，這裡都是啟動地點。在這邊示威的很多集會，對香港是很有影響力的，它肯定改變了我，也改變了許多香港人。但 2014 年 8 月後，公民廣場被圍封。很諷刺吧？公民進不去公民廣場，政府聽不到市民的聲音，市民不被允許在這裡示威。

小時候，我家裡是不談政治的。2010 年時，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那時候我讀中學，校長公開在台上批評劉曉波不愛國。我很好奇，一個諾貝爾得主，應該有卓越貢獻，校長怎麼會痛罵他呢？放學回家，我上網查資料，很驚訝發現原來不是校長說的那樣。那是我認識公平、自由、人權的開始。

議員資格被 DQ（Disqualify 的縮寫，指取消資格）事件，其實宣誓前，我們詢問過法律意見，當時主席也批准。我在議會服務將近一年，中共干預司法，才拿掉我的資格。我覺得很可惜，這是我真正熱愛的工作，即便我們在選舉時總是多數，議會裡卻是永遠少數，但能為市民說話、為重要的事把關，是我嚮往的，雖然會覺得被 DQ 很可惜，但也覺得在歷史上，我是跟香港走在一起的。

我很喜歡漫畫《灌籃高手》，小時候曾裝肚子痛逃學、躲回被窩裡看，現在沮喪時，還是會去翻翻。我特別喜歡三井壽跟安西教練說他想回來打籃球的幾頁，很感動，有種經歷很多、還是維持著少年初心的感覺。每次我參加運動，從群眾中感覺力量，就會想起自己為什麼走出來。

我想不忘初衷地走一條自己的路。

我的樓梯檔以前就在這個位置，地址是利東街 10 號旁邊的樓梯檔，現在變成一間拉麵店。我 50 歲在這裡開店，攤位不到一平方米，整條街六層唐樓從 1 號到 58 號，大約有 25 到 30 間喜帖印刷店、婚禮飾物店，我就賣自製的婚禮首飾。唐樓前面是店鋪，後面是印刷廠，會聽到機扎機扎的聲音，攤位旁邊是華龍髮型、健生堂，會聞到化學藥水和中藥的味道。鄰里關係很好，大家互相打招呼問：「吃飽沒？」還會拿昨晚包的糖水給我吃。這裡的喜帖品質好又便宜，的士司機都知道只要有人要印喜帖，就載到利東街。

我的生活一直在灣仔，以前經濟艱難，為了付房貸，兩個孩子回家後我就在婚紗店打雜，老闆不喜歡店員閒著，叫我縫補串珠，才學會做首飾。40 歲時，我租排檔賣髮飾，用賺來的錢去社區中心學縫紉、串珠、純銀製作，50 歲才來利東街開店，從 12 點擺到 2 點，接訂單，跟客人講好價錢回家自己做，不用整天在檔口，賺的錢很容易 cover 一個月 2000 元租金。

2003 年，政府要重建利東街，我們想爭取樓換樓、鋪換鋪，推動民間參與，讓店家留下來。當時的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見我們，口頭說：「如果不拆，承諾讓商店回來，你們不再吵可以嗎？」2007 年聖誕節，政府趁著連續假期偷拆樓，我絕食抗議四天，還是擋不住。

店收了以後，我開工作坊教人做飾品，在灣仔地區帶社區導覽，重新跟人講過去的生活記憶。利東街租金變貴，基層被趕走，以前的商店都四散。回歸說 50 年不變，但不到 20 年就開始變，沒有諮詢人民，人民沒有選擇，我真的很生氣。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文明的地方，也是我們願意留下來的地方，反送中行動我都盡可能參與，香港一定要堅持爭取民主。

我記得，2009 年前後的觀塘工業區很熱鬧，大概有 2000 個地下樂團，非常非常多。所有的次文化集中在那裡，刺青、滑板、塗鴉……。所以晚上就很有趣，到處都是練團的聲音。像我們這些窮人，隔音不會做得很好，所以晚上過去超級吵的，我跟朋友也組一個地下電台。鄰居會不會抗議？不會啊！因為鄰居都是樂團，你就會開得更大聲。

很好玩的，我們會在後巷辦演唱會，吆喝一下，彼此來當彼此的觀眾。社運衝場時，也一起去衝撞警察。其實我不是玩團的，但我很喜歡搖滾音樂，跟很多朋友在抗議的鐵馬前認識，那時候，我們大概是全香港最會衝的人，就是衝組。後來，工業區活化計畫啟動，很多工業大廈拆改，樓價愈來愈貴，樂團租不起，這個次文化聚落慢慢就散了。

我的第一次行動是 2009 年的六四事件 20 週年，我一個人在高登討論區發出貼文，看有沒有網友不想去六四晚會，可以跟我去中聯辦抗議，結果真的有五、六個網友來。那時候想不到要做什麼，就乾脆絕食 30 小時好了，也真的有夥伴陪我絕食。其實我以前去過社運場合，第一次真的很害怕，想送水給現場的人，被冷淡對待，我就不太想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是社運者的自我防衛。

你問我愛不愛香港？我很難回答。香港過去太經濟導向，一般不太關心弱勢的人。香港人對政治制度的抗爭，還是有滿強的動員力，但弱勢的議題都沒有啊。老人、移工等問題都很重要，為什麼不會有百萬人為他們發聲？

九七之後，我愛的次文化場景、社區、村落都被鏟去，最美好的日子都不再了，這也讓「大眾」很少能夠關顧到弱勢的、邊緣的人們。我們呼喚國際聲援，卻很少人聲援過別國的抗爭。連在港的外傭、外勞，也沒多少人關心過。如果要我說愛不愛「香港」？那我實在不愛，因為我想關心窮苦的、更弱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