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
【一鏡到底】還陽的人 黃惠偵
發佈時間2017.04.17 19:04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24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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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偵10歲那年，母親因不堪丈夫家暴，帶著她與8歲的妹妹黃惠娟逃家，因走得匆忙，忘了帶戶口名簿，無法入學，她變成只有小學肄業。
母親跟不同的女人出遊、玩樂，她在喪禮上跳牽亡歌陣，拿錢回家。她渴望母愛，但不知道怎麼開口，因為母女根本不溝通，家庭是情感的廢墟，她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0歲，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去拍她們跳牽亡，她發現原來她也可以拿一台小機器為自己說話。首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在柏林影展得獎，這一次她以手裡的攝影機做法器，布下牽亡歌陣，母女下地獄又走一遭，超渡了悲傷的情緒，原諒一切該原諒的，然後還陽。
我們被擋在新北永和永平國小警衛室，驚動了教務處職員前來關切。表明來意，說黃惠偵導演曾就讀該校，不知可否進入校園取景拍照？「誰？」「黃惠偵，她拍了一部《日常對話》，講她跟女同志媽媽的生命故事，今年才拿下柏林影展泰迪熊紀錄片獎。」「她哪一年畢業的？」「呃，肄業，她只念到三年級……」職員請示高層後，表示我們可以在校門口花圃拍照，但不要進入校園打擾小朋友上課。
校方有校園安全考量，我們理解，只是那結果簡直是一個隱喻，當年輟學，被教育系統拒絕門外的人，到頭來還是進不到學校。
同志媽。牽亡童年
1988年，黃惠偵10歲，母親洪月女因不堪丈夫長期家暴，帶著她與8歲的妹妹黃惠娟逃家，從中和逃到三重，因為走得匆忙，身上僅帶著些許現金和自己的身分證。沒有生活費，就上牌桌去賭，沒有帶換洗衣物，就向友人討，但忘了帶戶口名簿，2個女兒便無法在新學區的學校讀書了。為了生計，母女3人得在喪禮上跳牽亡歌陣，黃惠偵和妹妹從此再沒回到學校，沒有遠足，沒有唱遊課，沒有兒童節，姊妹倆的童年結束了。
黃惠偵將生命故事拍成《日常對話》，影評人鄭秉泓說：「黃惠偵承襲了台灣紀錄片私人書寫的傳統，但視覺美學又非常精緻，是它在國際影展嶄露頭角的原因。紀錄片處理類似的題材都會流於溫情，但她的家人面對鏡頭坦承不諱，若非拍攝者和受訪者有足夠的信賴關係，不可能有這樣驚人的成就。」現在才四月，但鄭秉泓說自己年度三大佳片已留一席給這部電影了。
然而實在難以相信眼前侃侃而談的紀錄片導演只有小學肄業。日前立法院辦婚姻平權公聽會，黃惠偵為同志朋友發聲，說母親是女同性戀者，這個社會曾經讓她以為，她必須仇恨母親才是一個正常人，「就是你們讓我覺得我的人生過得好悲慘，那才是我的人生最痛苦掙扎的原因，而非我媽媽是同志。」她說如果有些家庭無法擁有幸福美滿的生活，那我們要做的事是在能力所及下協助他，「而不是告訴他說：『你跟你的家庭不合格』。」她3年前離婚，這一天，因為沒人照顧小朋友，她把5歲的女兒帶在身邊受訪，她把小孩當大人對待，向女兒介紹我們是誰，是什麼職業。問她女兒叫什麼？「江平」，她說：「平是平等的平，公平的平，平安的平。」
說故事。換來身分
她口才太好，邏輯太清楚，不免讓人好奇她是怎麼長大？她說不跳牽亡的日子就在家看漫畫，看HBO，聽外國人講話，學外國人講話，想像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可字幕總有看不懂的字吧？」「我在離開學校之前學會了一件事叫做查字典，後來，在TIWA（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可以跟菲律賓人練習說英文，久了也就會了。」「欸，妳說母親沒有戶口名簿，妳怎麼拿到身分證？」「有一天我跑去戶政事務所，」她笑了出來，彷彿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事，就等著我們來問：「我跟裡面的阿姨報了媽媽的身分證字號，講家暴的故事，我們逃家，她什麼都沒說，就辦給我了。」
女孩訴說自己的故事，換來一個身分。她說母親這輩子只帶她去一次兒童樂園，看過一次電影，因為生命裡僅只一次，她很清楚那齣電影叫做《林投姐》。母女沒有合照，沒有擁抱，唯一肢體接觸是小時候挨揍之後，母親會摟著她搽藥。「什麼理由會被打？」「沒有理由，我媽是很容易生氣的人，生氣就會打小孩，可我無法怪她，原因是她打完我們會哭。」
暴力會傳染，爸爸打媽媽，後來，媽媽打女兒；父親不工作，母親只好跳牽亡餬口，母親逃家後，跟這個女人出遊，幫那個女人洗內褲，和女朋友攢了錢付了蘆洲房子頭期款，漸漸地，也不大工作，換女兒打工拿錢回家。因為耳濡目染，她第一次拿起三弦就能彈完一首〈小蜜蜂〉，在牽亡歌陣唱文武場，「手拿清香請金童，接引亡魂往西方，子孫孝順來奉送，金童玉女渡過關」，陰府路上千百關，她用歌聲引領亡魂渡過36關、72路，抵達極樂世界，「牽亡是生者對亡者做最後的告別，透過這個過程，亡者做過甚麼不好的事，他可以得到赦免。」
心裡有怨，但不敢講，也不知道跟誰講，心事被看見是危險的。「我試著要寫日記，但沒安全感，我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希望媽媽愛我，但我以為是自己不夠好，得不到愛，所以只能更懂事，拚命把事情做好。」「是不是發生『那件事』，覺得自己不夠好，媽媽才不想理妳？」「可能吧。」她小小聲地說道，小聲到我們幾乎聽不見。
懂死亡。從小失眠
我們打電話給妹妹黃惠娟，電話那頭多半是沉默，偶爾淅淅簌簌聲音像是收訊不好，又像啜泣，「我不知道怎麼講，成長過程，姊姊一直很護著我，姊姊這幾年辛苦了，媽媽也沒有不愛我們，只是她不知道怎麼講。」不吵架，是因為不溝通，母女都不知道怎麼講，變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死亡變成少女成長一部分，黃惠偵說：「我很早就知道人都會死，我總覺得我這樣撐著，忍耐著，總有一天，一切苦難都會結束。」喪葬場合討生活，不免會想人為什麼要活在這世上？想到睡不著，「我從小失眠，我都會夢見奇怪的東西，我說我長大要當尼姑。」「失眠跟『那件事』會有關係嗎？」「潛意識也許有，但也可能是長輩說的，我業障重吧！」她乾笑了兩聲。
她的世界不是跳牽亡，就是在家看漫畫看電視，生命在20歲遇見紀錄片導演楊力州那一年轉彎。那一年，楊力州去蘆洲拍她們跳牽亡歌陣，「本來以為拍片都得用電視台的大攝影機，沒想到小小的機器可以拍東西，這件事情的認識對我很重要，我身上很多標籤，中輟生，跳牽亡的，媽媽又是同志，但你永遠只能被詮釋，看到這個小攝影機，我想我也許有詮釋權來講我是怎樣的人。當然，那個年紀不懂得什麼是詮釋權，只覺得自己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事。存了好幾個月的私房錢，終於花九萬塊買了一台小攝影機。」
楊力州說當年2人互留電話，黃惠偵打電話來問很多事情，問他要怎麼拍片，要去哪裡學？拍完要怎麼樣才能在電視上播放，對她旺盛的求知慾印象深刻。拍片的衝動和對知識渴求是配套的，她去蘆荻社大學拍紀錄片，渴望知識，看大量大量的書。荒野保護協會在新竹開了一個工作室，需要一個工作人員，她離開家，以為可以開始獨立的生活了，一年後，她又搬回家幫母親還債。
入社運。非關同情
「我媽欠賭債，跟地下錢莊借錢，本金沒有很多，2、300萬，但我媽一直拖著，沒還到本金，又拿我舅舅的房子去抵押。我沒法不去理她，只好賣掉我們蘆洲的房子。」回台北從TIWA到紀錄片工會，十幾年來，她的薪水從2萬多到3萬多，但每個月賺的錢，一半還舅舅的房貸，一半錢付房租跟支付母女的生活費，沒有多餘的錢去想像多餘的人生，或者這正是她選擇在各式各樣的非營利政府組織工作、參與三鶯部落抗爭的原因，「我跟很多做運動的人很不一樣，我沒有悲天憫人的使命感，我和我服務的勞工們都來自底層，我們不是上對下的關係，他們就是我，幫助他們就是幫助我自己。」
她2011年結婚，先生是搬家工人和公民記者江一豪，隔年生女，「我從10歲工作到34歲，一直到結婚懷孕了，突然有一段時間不用工作，有了大把時間去處理那個重要的事情。」她在戶政事務所訴說自己的故事換來身分，如今，說故事的人當了媽媽，她知道她必得借助攝影機把自己的人生再說一遍，她想在故事中理解媽媽，改變母女關係。
最開始一個人拍，後來有了資金，有更多人幫忙。拍片過程中，多半時間在討論，攝影和製片不明白何以她這麼在乎「媽媽不愛我」這件事，心事被看見是危險的，但她已經無法逃避，若不把「那件事」說出來，她的工作夥伴將永遠不知道她這輩子為何不斷追問媽媽為什麼不愛她。
解心結。母女和解
該拍的片段都拍了，該問的問題都問了，最後一次的拍攝，她架好機器，讓攝影師都離開，她知道這輩子只有這樣一次機會跟母親好好討論「那件事」。
她問了第一個問題：「妳為什麼要放我一個人跟爸爸睡覺？」「我哪有讓妳跟爸爸睡覺？」她說看到母親的表情，就明白了母親一定全都知道，那像她懷中的女兒突然插嘴：「吼，妳都在講我壞話，把嘴巴縫起來，就不能講我壞話了。」母親的恐懼，女兒都知道，所以不讓她說下去。但她還是說出了「那件事」。
她被父親性侵。
「那一天拍了3個多小時，母女多半在沉默，但那一天，我沒有創作者的自覺，我就是鏡頭前的人物，那個情緒很強烈，我沒法理性思考，後來我撐不下去了，跟我媽說妳先走，我是等她出去，自己才趴在桌上哭。」當晚，母親回來，煮飯，吃飯，彷彿一切都沒發生。日子一樣要過，但母女在拍片過程有了擁抱和合照，她知道有些事情已經被改變了。
「母親看完片了嗎？」「看了2遍，她知道我是愛她的，看完心情都很好。」20歲之後她已經沒拿過三弦，但她以手裡的攝影機做法器，布下牽亡歌陣，「金童玉女下降來，腳踏蓮花蓮渡開，童男童女歸佛界，化出年年十八春」，母女下地獄又走一遭，超渡了悲傷的情緒，原諒一切該原諒的，然後還陽。
解開母女的心結，不見得從此就能解開世上所有的結。2014年離婚，離婚的理由，她說一來是隱私，二來是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說，「老實說，我自己也還在整理，都還不到能跟前夫重新對話的階段，說太多，對他可能也不公平。他……」回首3年婚姻，她停頓片刻，然後如此評價前夫：「他是個好人。」去年拍完片，「我到後來都能理解我媽的難處，理解那個不愛的可能，也接受了那樣可能的存在，所以我現在也試著用這樣的角度重新去理解我跟我女兒的父親之間的關係，去看自己的侷限，也看對方的難處。」
失格父。難論因果
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原諒，但可以試著了解。那生命中另外一個男人呢？父親在她20歲那年自殺，得知父親死掉那一刻在想什麼？「當下覺得太好了，這一切都會隨著這個人的死去而不存在，但後來想想，我恨的應該不是父親，而是恨當初那個應該保護我，卻沒有保護我的人吧！」
她用《我和我的Ｔ媽媽》和《日常對話》2部紀錄片去理解母親，諒解母親，她說生命不排除有另外一個版本：「我爸不該是壞人，母親她在還沒帶著我跟妹妹離家時，就曾帶女友回家，而我爸爸也知道。但我爸結婚不工作是個很糟糕的人，這也是事實，什麼是因？什麼是果？已經很難說得清。2個女兒從小就知道對油漆工的父親不可期待，對他態度也不好。對我爸而言，或許暴力是一種讓家庭問題可以立即噤聲、不外顯的解決方式也說不定。」
父親，母親，先生，身邊最親密的人在不同的生命版本裡或者有不同的面目，但唯一不變的是她對女兒的愛。
懷中的女兒餓了，抓着她的胸脯囔著要喝奶，她用外套熟練地把女兒罩在裡頭，當著我們的面哺乳。問她還有女兒這個年紀的記憶嗎？「家暴吧，爸媽在房間爭執，我沒有親眼目睹，但我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隔著三夾板，聽到所有的聲音。」哀傷的往事不要再提了，把話題轉移問她要讓女兒喝奶喝到幾歲呢？「她想喝到幾歲就幾歲啊！」我們眼前的單親媽媽溫柔地拍著女兒：「她很快就要上幼稚園上小學，那時候她也許就有了自己的朋友和玩伴，也許就要分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