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黃宗潔書評】路是話語，路是渴望──《路：行跡的探索》
發佈時間2018.09.07 10:30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27 臺北時間
已複製連結
- 文、聲音｜黃宗潔 繪圖｜米承鶴
摩爾讓我們看到，無須傳奇登山家的話語背書，渴望本身就是答案。因為路徑本就始於渴望，始於生物想要離開或抵達的渴望。「因此只要渴望依然存在，山徑就會存在；一旦渴望消失，山徑也會跟著消失。」
黃宗潔書評〈路是話語，路是渴望──《路：行跡的探索》〉全文朗讀
她怯生生地開口：「柴郡貓先生，」……「請你告訴我，我應該走哪一條路才能離開這兒？」柴郡貓先生說：「那就看妳要去哪兒了。」愛麗絲說：「去哪兒我都無所謂──」柴郡貓先生說：「那妳走哪一條路也都無所謂。」愛麗絲補充說明了一句：「──只要能夠去到某個地方。」柴郡貓先生說：「噢，只要妳走得夠久，當然就能去到某個地方。」（路易斯‧卡若爾著，王安琪譯注《愛麗絲幻遊奇境與鏡中奇緣》， p. 192-193）
「只要妳走得夠久，當然就能去到某個地方。」《愛麗絲幻遊奇境與鏡中奇緣》中，柴郡貓的這句話，令愛麗絲無法反駁。但若讀了羅伯特‧摩爾（Robert Moor）的《路：行跡的探索》，就會發現，或許「每一條路都是一個故事」（ p. 87），但並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去到某個地方，更重要的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路可走。
在《路：行跡的探索》一書中，摩爾跨越了時間、空間、物種的界線，帶領讀者一同探索動物與人的行跡，從古老的埃迪卡拉生物群所留下的移跡化石，到當代的公路系統與山徑的再定義，都包含在他的視野與足跡之中。如摩爾所言，「路是理解世界的一種方法」（p.26），因此，他筆下的獸徑人跡，不只展現了路徑的各種樣貌，也指出生物間彼此生存需求的重疊，如何創造或毀滅了某些道路，訴說著人作為一種生物，我們與其他物種間的相似與殊異。
摩爾讓我們看到，路是痕跡，也是話語，是不同生物探索世界的方式。知名的動物科學博士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就曾在《傾聽動物心語》一書中，以自身的感官經驗，說明自閉症者和動物觀看世界的方式，與一般人的差異所在。她以一個螞蟻導航實驗為例，指出螞蟻和人類一樣，在路線受阻時會尋找地標，但人蟻之間的差別是，螞蟻會在經過地標時，繞回去程的位置再確認一次，亦即對螞蟻而言，同一塊鵝卵石在去程和回程「看起來」是不同的，自閉症眼中的世界亦然，一般人的神經系統自動刪除了太多細節，因此會忽略同一個地標在不同方向的細微差異。（《傾聽動物心語》，p.349）
尋找獸跡的過程，也同時是轉換觀點認識動物感官的起點
當然，許多科學研究的觀點指出螞蟻主要並非透過視覺，而是根據蹤跡費洛蒙來認路，但葛蘭汀提醒了我們，動物的感官世界，會影響牠們尋路與循路的模式。這些模式既創造也限制了移動的軌跡，這是何以路並不必然通往某個地方──當它們因為某些原因形成迴圈時。誠然，在當代的都市運輸系統中，環狀道路並不罕見，但若發生在毛蟲或螞蟻等生物身上時，就可能形成巨大的災難──牠們往往囚困在這瘋狂的迴圈中直到死亡，除非有少數個體因偶然脫隊創造出新的路徑。
不過，摩爾並非意在以天幕毛蟲或行軍蟻等案例，揭露昆蟲莫名原因，或在科學家有意為之的設計中，形成恐怖迴圈時的悲慘和愚昧；而是進一步指出，原地打轉固然讓人焦慮絕望，但「繞圈」卻是不容忽視的生物本能。某種意義而言，人類行為和我們視為單憑本能移動的螞蟻或毛蟲，並沒有太大區別。研究者蘇曼的實驗發現，在缺乏導航的情況下，被要求穿越森林或沙漠的人，確實容易繞回曾經走過的路線，而且這些迷路的人無論走了多久，通常都不會距離起點超過一百公尺。因此蘇曼下了一個看似違反常識的結論：走直線其實一點也不簡單。（p.93-94）但透過反覆的嘗試，以及每一個個體所累積的選擇，痕跡就會慢慢形成路徑，而且往往是更近更好、更有效率的路徑。這些更好的路徑，許多時候甚至是仰賴其他物種所留下的印記。
摩爾認為，人類最初的道路，部分必然源於追隨其他動物的腳步。由於想要理解「道路如何提供一扇通往其他動物心理有用（卻狹窄）的門」（p.107），他透過觀察、放牧與狩獵這三種方式進行體驗。透過觀察，他發現大象如何創造與記憶道路──有隻庇護所中的大象，甚至特地闢了一條路只為前往好友的墓地──，以及動物的路徑如何彼此相互依存，例如斑馬可以透過大象所重現的，被阻斷的古老獸道，找到遙遠的鹽湖；透過放牧，他體認到牧羊不是透過支配，而是持續的協商──儘管很多綿羊在吃草時，會如同柴郡貓所形容的，彷彿走哪一條路都無所謂，總是心不在焉地轉彎；透過跟隨獵人沃克追尋鹿蹤，他學習如何看見鹿的視野。而這些尋找獸跡的過程，也同時是轉換觀點認識動物感官的起點。
越來越多山徑的出現，在在回應人與自然的疏離
體會到動物在不同感官模式之下，與人類視野和路徑的差異，不只具有追蹤獵物的意義，在當代人與動物的互動模式中，也可能創造新的價值。例如前述的天寶‧葛蘭汀，教導屠宰場如何排除會驚嚇到經濟動物的感官細節，讓這些動物至少臨死前不用遭受更多的恐懼與折磨；動物對明暗和陰影的敏感，也可用以設計路障，減少牠們橫越公路時被路殺的機率。只可惜，由動物視野出發的設計，仍不算太普遍，這或許是因為路的核心本質，是基於渴望。
路是痕跡，路是話語，而痕跡與話語的起點，則源於渴望。本書另一重點，就是路徑與渴望之間的連結。基於某種深層的，「走得更快、更遠，用過去辦不到的方式建立連結」（p.287）的渴望，人們為滿足自己的需求，阻斷其他生物的道路，將其闢為鐵路與公路；但同樣也因為渴望，越來越多山徑的出現，在在回應人與自然的疏離。當科技把人類移動的速度帶到新的境界，與土地疏離的失落感也益發強烈，山徑遂召喚著一個又一個健行者，以身體的實踐重啟連結。事實上，《路：行跡的探索》這本書，亦是源於作者本人由阿帕拉契山徑健行所開啟的，關於步行意義之思考。
無須傳奇登山家的話語背書，渴望本身就是答案
不過，摩爾並未將山徑健行浪漫化。相反地，他很務實地表示，儘管某位健行客鼓勵他休學進行全程健行，他仍等到畢業與規畫好之後才出發，而且自己「沒有長程健行的明確動機，也沒有受到什麼刺激。不是為了哀悼親友逝去，不是正在擺脫毒癮。我沒有要逃離什麼。我從未上過戰場，我並未感到憂鬱。或許有一點點瘋狂。我的全程健行不是為了尋找自己、尋找平靜，或尋找上帝。」（ p.19）
既然如此，為何要去進行一場漫長又艱辛的全程健行？最方便的答案也許是引用──儘管已經被轉引過無數次，卻永遠貼切的──傳奇登山家喬治‧馬洛禮（Geogle Mallory）被問到何以攀登珠穆朗瑪峰時那句：「Because it is there.」（因為山在那裡）。這看似沒有回答的回答，確實道出了長程健行或挑戰世界高峰的「沒有道理」。如同《K2峰》一書中說的：「人們不是因為合乎道理而攀登，你可以為攀登想出各種理由，比如說它給迷失的人帶來方向；它為孤獨的人帶來朋友……但是，最終，沒有人可以用邏輯解釋登山的慾望。邏輯不能解釋熱情，不能解釋登陸月球。總是有比登山更好、更安全、更便宜、更實用的事情可做。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K2峰：天堂之門與雪巴人的故事》）
摩爾讓我們看到，無須傳奇登山家的話語背書，渴望本身就是答案。因為路徑本就始於渴望，始於生物想要離開或抵達的渴望。「因此只要渴望依然存在，山徑就會存在；一旦渴望消失，山徑也會跟著消失。」（ p. 29）每一個健行客的足跡，都層疊在舊有的足印之上，成為維持山徑的力量。
但進一步而言，渴望作為一種驅動力，並不代表它無以名之，而是意味著就算擁有截然不同的目標，也可能踏上同樣的途徑。匯集並承載了眾人渴望的山徑，因此不斷被重新形塑與定義。國際阿帕拉契山徑的概念就是如此。
如果缺乏共感的心理連結，再多的接觸只會帶來更多的隔絕
對超級長程山徑的渴望，讓國際阿帕拉契山徑打破了我們過往對山徑的既定想像，它的範圍從緬因州，一路越過加拿大、紐芬蘭、冰島、摩洛哥，這跨越國界、海島、有時消失有時又會岔出到馬路之上的「山徑」，不只回應了當代人對於連結的渴望，也提供重省劃界與跨界的可能性。如同摩爾所言：「現在我們能夠像神一樣稀鬆平常地飛越天際，也能以光速傳遞資訊到另一個大陸。在這樣的時代裡，一條真正的全球步道，一方面證明這世界確實是個緊密相連的小小世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地球依然遼闊得超乎想像，走也走不完。」（ p. 276）
另一方面，摩爾同樣並未過度浪漫化國際阿帕拉契山徑所能帶來的連結性，表面上看來，此種打破人為政治疆界的山徑網絡，對於壁壘分明的族群界線、二元對立的文明與自然關係，都具有鬆動的可能。但以摩洛哥地區的山徑為例，其所經之處，都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而非罕無人跡的「荒野」。當全程健行客三三兩兩出現在此處，是會造成干擾還是促進彼此理解？摩爾透過自身的健行經驗，點出「具體的接觸」不見得能夠有意義地消除人與人彼此之間的歧異，如果我們缺乏共感的心理連結，再多的接觸只會帶來更多的隔絕。（ p. 313）
因此，真正該問的問題或許是，如何尋回共感的可能？書中有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敘述，是摩爾在摩洛哥試圖勘查塔魯特丹健行路線的終點時，始終感到與在當地聘請的尋路人格格不入難以溝通，因為對方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人願意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在山裡走路」（ p. 311），於是常帶領他們穿越捷徑，跳過要勘查的路線。但在行程的最後一天，他們在一個果園中看到一隻山羊居然站在大約離地四公尺的摩洛哥堅果樹上，試圖搆到高枝上的果實，牠顫巍巍地調整腳蹄的模樣，讓大家都笑了。
那一刻，摩爾形容自己突然感到一陣喜悅，山羊的模樣讓他產生一種熟悉感，「我突然覺得跟牠非常親近，也跟每一種不安於室的動物非常親近，我們永遠都在追求自己抓不到的東西。」（ p. 317-318）
無論是不安於室的生存需求，或是渴望安定的返家趨力，都讓所有的生物因此必須尋找路徑、創造路徑，迷路令我們焦慮，依循路徑的代價則是限制。但正是在移動與移動之間，生存的軌跡彼此重疊交錯，我們因此在路徑上與他者相遇。或者借摩爾引用赫胥黎的概念來形容，我們因此與「非我」（not-self）相遇。而無法對非我感同身受的人，終將「無法成為完整的自己」。（ p. 243）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