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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下的香港人5】該講的還是要講 李立峯
發佈時間2020.12.31 05:58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37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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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香港一所中學的校長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前往該校演說，講題是「如何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專業地做教育？」一名教中國史的老師忍不住問：「我該怎麼教六四？六四還能不能講？」
李立峯 45歲 學者
「我能不能跟這個老師講：『你教六四完全沒有風險』？我不能這樣說。」李立峯說：「還是要看老師自己的判斷，是不是要自我審查到…連這個（六四事件）都不講？我們是從事專業教育，該講的還是要講…」他建議，講課時要做充足準備，例如儘量說明資料來源、出處，以學術材料呈現史實。
「維護專業，學院不自我審查」
「大家害怕的，未必是法律本身…香港政府也好，國安處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會不會直接用法律去對付大學學者？我相信很多學者感覺都是：應該不會。」但他也指出弔詭現況，許多對教職員的批評，並不直接從政府而來，有時可能來自建制派，或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日前正式啟用的「舉報熱線」。
香港《國安法》下人人自危，教育界高度自我審查，「這是很典型的，任何威權主義的國家，都要人民去進行自我審查。」李立峯說，從政治管控的角度來看，「政府每天去拉人（逮捕人），它也有成本；這個政權想要的效果就是自我審查，最好這些市民什麼都不要再講。它（政府）需要把界線畫得很模糊。界線愈不清楚，大家愈害怕，會愈來愈退後。」
「在另一個層次，我不可能過分擔憂、不可能把它（《國安法》）想像得好像什麼都不能做。」他說，如果嘗試把紅線收窄，答案也許會比較明確，「例如現在有一篇評論罵特區政府、罵林鄭（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另一篇評論，寫文章批評中共。這是2個不同程度的東西，是吧？」又例如，開宗明義支持港獨，當然非常危險。「我們還是會有一個判斷：什麼是最危險的？什麼是相對沒有那麼危險的？」事實上，去年李立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煒、時任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現任浸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與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共同主持反修例運動的動態發展民調計畫，團隊共有數10名學生，他們在抗爭現場發放紙本和 QR code 問卷，截至今年初為止，以數據記錄27個抗爭現場、訪談人次超過1萬6,500人。
今年起，受武漢肺炎和《國安法》影響，香港不再有大型遊行示威，但他表示，相關研究仍在進行。「對我來說，我個人是做學術研究，是透過嚴謹方法去探討問題、得出結果。我自己個人判斷，不覺得學術研究直接風險太大。你說這是不是零風險？我不能說它零風險。但風險很大嗎？我不覺得。我的確是在做學術研究。如果這樣都不可以，不如就不做學者。」
「同樣道理，我們的學生是做新聞的。我們教學生用一種專業、客觀的態度和手法去做新聞報導，哪怕題目可能有一些政治敏感，也是可以的。」他以同樣邏輯看待《國安法》下的新聞教育：「不希望在學院裡就要求同學們自我審查。這個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