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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潔書評S2EP08】重新安放生命記憶的方式——《一生記不住一張臉》
發佈時間2022.03.25 10:30 臺北時間
更新時間2023.09.12 20:42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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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聲音｜黃宗潔
對賽勒斯來說，解開臉盲之謎的過程，是一趟尋找自己、進而尋找父母的旅程，或者應該說，解釋臉盲，就是解釋自己人生的過程。
【黃宗潔書評S2EP08】重新安放生命記憶的方式——《一生記不住一張臉》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介紹海瑟．賽勒斯（Heather Sellers）的《一生記不住一張臉》，或許可以簡化為「一名臉盲症文學教授的回憶錄」。但在電腦上打出這個句子時，我卻有點莫名地心虛，因為這實在太像在描述自己了——儘管和一些有同樣困擾的朋友相比之下，我的症狀不算是最嚴重的，也還稱不上到了影響日常生活的程度，畢竟我辨認自己、家人、和熟識的同事朋友都沒有困難，但它依然不時在工作與社交場合帶來各種尷尬焦慮的困窘處境，當對方理所當然地認識你，而你卻不知道他是誰，那種要在互動的短時間內力圖鎮定地「破案」，以免被識破自己根本不認得對方的焦慮感，真的只有同樣為臉盲所苦的人才能理解。
回想起來，我從小就知道自己各種不擅長的事，例如體育、例如數學，但對人臉的辨識困難，卻是在出社會之後才發現。我無法確定這個能力是經歷了某種像骨質或膠原蛋白一樣逐漸流失的過程，或者因為求學階段生活相對單純。總之，從開始教書的那一年起，我就發現穿著制服的國中生對我來說如同複製人，完全分不出他們誰是誰，只能依稀憑著座位來記憶。然而一旦走出教室，他們就成了「同一個人」。
印象中那個年代並沒有「臉盲」的說法，儘管臉盲症的正式名稱「臉孔失認症」（prosopagnosia），早在1947年就已由德國神經科醫師波達莫（Joachim Bodamer）命名（註1），不過波達莫治療的對象仍是因腦部受損所造成的後天臉孔失認症患者，早期的相關文獻，主要也集中在較為嚴重罕見、或由中風等原因造成臉孔失認症的個案，因此除了學術領域，一般人對臉盲的認識並不多。但我想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臉盲者如我，多半小心翼翼地掩飾自己的「失認」，想盡辦法不讓別人發現這個弱點。
艾力克．肯德爾著，黃榮村譯：《啟示的年代》，台北：聯經，2021。至於這樣的病症出現在醫學文獻上，則早在1844年，英國醫師魏根（A. L. Wigan）就已記錄了一個先天性臉孔失認症的案例。見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廖月娟譯：《看得見的盲人》，台北：天下，2012。
對臉盲者而言，每一次的久別重逢，都是全新的考驗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某個工作場合，我認不出身旁以非常親切熟稔的態度和我對話的人究竟是誰，又不好意思聊到一半才問您是哪位？於是失去了探問姓名的機會。若只是單純閒聊也就罷了，接下來的工作偏偏需要發言介紹對方，我強做鎮定地迅速上網搜尋該校所有教職員的照片，雪上加霜的是，其實就算看到照片，我也比對不出哪張更像我身邊的人。最後還是靠著瞄到對方桌上恰好寫了名字的資料才驚險過關，整個過程只能說內心小劇場非常忙碌，卻還要用專業冷靜的表情加以掩飾自己的不安。
有人可能會認為，老實承認自己臉盲，不就解決了嗎？何苦這樣為難自己和別人？但問題沒這麼簡單。臉盲者無法確保自己在什麼狀況下會認不出對方，比方說，一旦抽離了環境脈絡，例如某間餐廳的老闆娘出現在美容院，我就未必會認得，但你很難對別人解釋：「我只有某些情況下可以認得你。」更何況，除了最極端的案例，通常再怎麼臉盲也總是有辦法多少認出一些人，於是那些「被無視」的對象，難免會認為自己比較不被重視——但事實上，他們能不能通過臉盲者的臉部辨識系統，既無關乎長相好看與否，和他在對方心目中的重要性更未必有正相關，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認不出自己家人的臉盲者了。某程度上來說，對臉盲者而言，每一次的久別重逢，都是全新的考驗。影響認得與否的變數太多，你無法對每個人解釋這一切。這也是為何當我讀到賽勒斯形容自己如何認人時，會感到如此心有戚戚焉，她說：
我一直都有辦法認出人來——但是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假裝認識那些認識我的人，如果我猜不出他們是誰，那就假裝認識。不管用哪種方式，我都讓我的混亂不曝光。如果我告訴別人我有認人的問題，那麼當我每次確實認出他們時，我看起來就會像是在撒謊。臉盲實在太怪異了，它的情況並不穩定。……這就好比說在我腦內深處那些懶惰又沒受過訓練的工人，慢慢地離開他們玩牌抽菸的椅子，同時我站在那裡，活潑地點點頭並且拖延時間，等著那些無賴漢在我大腦裡面翻找，然後送出我需要的關鍵資訊——和我說話的這人是誰啊？歷史系的珍妮絲？他們把資料往下一扔。不是啊？試試看你們系上的巴布吧。或是教會裡那個友善的女人？
知名的黑猩猩學者珍．古德也有臉盲症
這個過程實在太累人了，加上出錯率很高，使得臉盲者看起來往往不是很難相處，就是過度友善。他們視而不見地從朋友身邊路過，卻又為了怕錯過認識的人，而隨便對著陌生人微笑。即使近年臉盲的概念隨著相關研究的累積而廣為人知，加上臉盲的主角或許可以增加若干戲劇與趣味效果，甚至成為不少大眾小說喜愛的「人設」之一，但真實世界的臉盲人生，固然也有許多可以一笑置之或無傷大雅的尷尬時刻，對於位居光譜最極端位置的人來說，臉孔失認症卻絕不輕鬆。賽勒斯的回憶錄珍貴之處，就在於這是少數透過第一人稱視角，完整剖析臉盲症者眼中世界的作品。進一步來說，這本書的特殊之處，更在於它是少數以臉盲症，作為自己身分認同核心特質的作品。
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有臉盲症的人遠比想像中還要多。曾寫作《火星上的人類學家》等一系列暢銷書的神經內科醫師薩克斯（Oliver Sacks），本身也是臉盲症患者。他在《看得見的盲人》這本書中，以一整章的篇幅自述了種種身為臉盲者的經驗和感受。他提到自己在出版回憶錄《鎢絲舅舅》（Uncle Tungsten）精裝本時，卻選了另一個舅舅的照片當成封面。舅舅的家人不解地問：「你怎麼會犯這種錯誤？他們兩個看起來完全不像。」（註2）有趣的是，他提到知名的黑猩猩學者珍．古德（Jean Goodle）也有臉盲症。不過可別立刻據此推斷這是她選擇和黑猩猩在一起的理由，因為她同樣分不出黑猩猩的臉。不過若和某隻黑猩猩混熟了，她就能（用自己的方式）認得。
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廖月娟譯：《看得見的盲人》，台北：天下，2012。
但即使是薩克斯，他對臉盲的自述，仍更接近將自己的狀況視為大腦無窮盡謎題的其中一個案例，先天的臉孔失認症，和其他因腦傷所造成的各種症狀同樣迷人，同樣值得重視，但他並沒有用臉盲這件事來定義自己。而賽勒斯不同，對賽勒斯來說，解開臉盲之謎的過程，是一趟尋找自己、進而尋找父母的旅程，或者應該說，解釋臉盲，就是解釋自己人生的過程。
除了臉盲之外，賽勒斯從小就活在各種混亂之中
賽勒斯當然一直知道自己「認不得人」，只不過在臉盲這個詞還不普及的年代，她不曾試著為認錯人或不認得人的尷尬和困擾，尋找一個合理的解釋，畢竟除了臉盲之外，她從小就活在各種混亂之中。父母離異之後，母親時常帶著她，一大早就開車去追蹤其他可疑的車輛，母親說，那些人意圖不軌。為了安全起見，家中的窗戶是釘死的，她甚至連跌斷手臂都不願去看醫生。種種蛛絲馬跡都顯示母親的行為不太對勁，但賽勒斯從來不曾往這個方向思考。母親只是比較「特殊」而已，老是覺得「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模一樣」的自己才有問題吧？
但在她準備結婚，帶著男友與繼子返鄉後的一場同學會上，卻被前男友告知二十年前分手的理由，是母親去警告對方，不要再接近自己的女兒，否則就要告他。前男友離開前，隨口問了一句：「妳母親是怎麼回事？她是怎麼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嗎？」（註3）他語氣輕鬆，卻彷彿戳破氣球的針，砰地一聲，讓賽勒斯過往構築的世界整個分崩離析。她的直覺先是否認：「我不可能活到三十八歲了，卻從來不知道我媽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畢竟，這會讓她擔憂並懷疑自己的判斷力和理解力，否則怎麼可能這麼多年來，都不曾考慮這種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當她用不同的眼光重新召喚回憶，那些從自己的生命敘事中被「繞過」的歷史，突然都有了安放的位置。
本書出版於2011年，當時精神分裂症的譯名仍未改稱為思覺失調，因此若為引文部分均沿用原書用語，行文中提及則稱為思覺失調。
疾病也可能成為一種不帶偏見的認同
賽勒斯開始搜尋各種關於思覺失調的書籍與資料，然後，兩個關鍵字相遇了。一篇文獻中提及思覺失調的患者會有解讀情緒的困難，他們無法透過臉部表情分辨其他人的想法。「臉部辨識」，「情緒解讀」，這兩個概念就此碰撞在一起。賽勒斯形容：「這就好像我在搖一個萬花筒，筒子裡全都是一樣的碎塊，但突然之間，一長串的誤解——從我還非常年幼時開始，直到僅僅前一晚為止——躍進光線裡，排成一列，結晶成形。」之後，她開始接受心理諮商、尋訪專家學者、成為受試者參與相關研究、在網路上和臉盲支援團體聯絡……並且，試著把臉盲這件事說出來。認不得別人這個長期以來無以名之的混亂感，突然有了賦名的可能，一切好像都有了新的意義。
某程度上來說，賽勒斯具體地讓我們看到，「標籤」這件事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在此指的當然不是那種粗暴的，用一兩個刻板印象就急著將人用疾病建檔歸類、只是為了將歧視合理化的標籤；沒有人喜歡疾病，但病症作為一種標籤，它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具有錨定的意義。因此，疾病也可能成為一種不帶偏見的認同，成為那些失序的、混亂不安症狀與經歷的解答，當病徵找到了正確的港口停泊，個案也才能進一步去安頓受傷的身心。否則，光是不斷自我懷疑、否定、嘗試錯誤的過程，就可能磨損所有的意志與力量。
將疾病視為一種認同，乍看之下似乎與當代的道德主張逆向而行，畢竟長期以來，社會不是一直鼓勵我們朝著「去標籤化」的方向前進？但事實上，這並非標新立異的看法。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在《背離親緣》這部討論各種特殊孩子的家庭關係與身分認同的精彩著作中，就曾對疾病與身分這兩種看待自身處境的不同角度，進行深入的論析。他以視障者黛博拉為例，黛博拉認為失明對她就像頭上的棕髮一樣，是中性的性狀。「我不渴望視力，就像我不渴望翅膀。失明偶爾有一些不便，但我很少因為盲眼而對什麼事卻步。」但她震驚地發現原來丈夫和父母都很擔憂她生出來的孩子也是視障，當寶寶證實看得見的那天，丈夫打電話向父母報喜的聲音是如此鮮明，反而讓黛博拉陷入了孤獨感。因為視障對她而言是身分，在親人的眼中，視障卻是一種疾病。
賽勒斯選擇的是一條人跡較少的道路
但所羅門透過黛博拉這個例子要傳達的，並非鼓勵人們應該要正向看待各種「障礙」，而是疾病與身分這兩種路徑，都是人定義自身、安置認同的方式，沒有哪種必然比另一種更好、更道德。儘管近年來，社會主流是由疾病模式逐漸轉向身分模式，但所羅門提醒，「這樣的轉變不見得都合乎道德」。他以厭食症為例，指出有所謂「親厭食」或「親暴食」的團體，訴求是去除負面聯想，將兩者視為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但他認為，如果照這類網站建議的「生活方式」，很可能會導致死亡。「如果說厭食者不過是在探索一種身分，就像是說幫派分子也是在追求一種身分，只是這種身分剛好跟殺人有關」。當然，厭食者和幫派分子未必會同意他的論斷，但所羅門要強調的是，「身分的概念仍有邊際，只是這條邊際仍很模糊不清」（註4）。順著他的思路往下走，或許我們可以問，是否還有一種思維可能，是將疾病與身分合而為一，確實將其視為病症，但同時接納這病症就是自己的一部分？賽勒斯選擇的，顯然是這樣一條人跡較少的道路。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著，謝忍翾譯：《背離親緣》，台北：大家，2015。
當思覺失調與臉孔失認這兩個詞彙來到她的生命，她彷彿找到了可以重新詮釋自己過往經驗的新起點，她「開始把臉孔失認症想成我之所以是我的關鍵因素，而且開始思考這種毛病是如何保護或或引導我度過童年的」。那個充滿各種不穩定因素，以及與一個情緒和行為都充滿矛盾起伏的母親相處的童年，所有的記憶突然有了新的落點。臉盲是一種隨時處在懷疑與不確定的狀態，但這種不確定感卻成為她和母親相處時的保護傘，她太習慣於無法確定身邊的人事物，而不了解母親，可能是童年時「可以這樣愛她的唯一辦法」，也成為現在「明白該怎麼去記得她」的新契機。
她的母親並沒有臉盲，一如她沒有思覺失調
有趣的是，這場臉盲之謎的追尋之旅，竟然是由達文西提供了最後一片拼圖。達文西的筆記裡有這麼一段〈論在你心中牢記並形成一張臉的方法〉，上面寫著：「如果你想擁有把臉孔記在心裡的能力，首先要熟記各種不同類型的頭、眼睛、鼻子、嘴巴……」其中光是鼻子就分了十種類型、十二種形態。賽勒斯想起了母親對鼻子的形容，她總說自己的鼻子是一種最好的羅馬貴族鼻，而她的小女兒，有一個可愛的小鈕扣鼻。謎底揭曉，她的母親並沒有臉盲。一如她沒有思覺失調。她們的病症並不相同，但這不妨礙她們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見彼此，不妨礙她們曾經共享的生活與愛好。更重要的是，她體會到：「我們的困難曾經彼此接觸，但並不是這些困難把我們繫在一起。」
多年來，臉盲曾經是一種難以啟齒的迷惘，橫亙在賽勒斯與世界之間，也橫亙在她自身和父母之間、和男友之間、和同事與工作之間。它造成許多誤會與傷害，但某程度上，它也保護了賽勒斯，成為她適應原生家庭、適應世界的方式。發現不只是自己擁有這種帶有缺陷的臉孔辨識系統，更讓她人生的混亂感得以歸位。對賽勒斯來說，臉盲是病症，也是認同。這看似矛盾，卻並不衝突。許多時刻，她為臉盲所苦；但透過臉盲，她辨識了自己的臉，從而辨識了自己的人生。
下一回「黃宗潔書評—心靈檔案：關於『我』」節目，我將和大家分享的是 卡蜜拉．彭的《人類使用說明書：關於生活與人際難題，科學教我們的事》這本書，歡迎繼續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