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殺,卻接了前夫電話,還告知所在地,最後也沒用水果刀自殺,確實難以理解。只是,服用安眠藥若超過平時的量又未能就寢,便有可能產生夢遊、行徑奇怪等異狀,患者事後卻毫無印象,相關案例早已屢見不鮮,這些是服用著名安眠藥「史蒂諾斯」後的可能副作用,史蒂諾斯因此被列為第四級管制藥品。記者查詢小穎服用的安眠藥名,顯示其含有與史蒂諾斯同樣的關鍵成分。
對此,鑑定報告中恰有一段類似內容,小穎曾向鑑定人員提到,有次睡前服用加倍的藥物,後來竟出現「斷片」,隔天兒子告訴她,她前夜吃了兒子的食物,但她對此毫無記憶,十分驚訝。
對於小穎確實想自殺這一點,小穎的哥哥、二姊倒是從未懷疑。那夜,她忽然轉帳6萬元給二姊,凌晨2點多,哥哥急忙LINE她:「妳錢轉給姊做什麼?」似乎猜到小穎心思。
從資料看來,兄妹倆儘管不時吵吵鬧鬧,感情依然緊密,案發前2個月,哥哥曾受傷住院,小穎就去醫院照顧,那幾天小孩無人接送,最後竟是由8歲女兒去接6歲弟弟下課。哥哥顯然也極疼愛小穎,也因為一直擔心妹妹又自殺,連帶讓妻子、小穎的嫂嫂感到壓力甚大。
案發後,廖蕙芳是小穎的第一個辯護律師,她形容第一次看到小穎的印象:「瘦瘦小小的,比我還瘦小,這麼瘦小的年輕人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
晤談後,廖蕙芳以「多重困境」描述:「她到後期是失業的,我們一般人失業都會焦慮了,她又是單親媽媽,本來就很難,又憂鬱症,你有沒有發現她惡性循環耶!我們一般遇到的困境可能1個、2個,這案子是所有的困境都在她身上。」
廖蕙芳至今記得判決書裡這些話:「被告(小穎)跟死者是親生子女的至親關係,且是單親家庭,被告本應善盡為人母的職責,悉心將小孩照顧長大成人,被告僅因一時生活不順遂…」長達8年的獨自育兒壓力,被法院解讀為「一時生活不順遂」,廖蕙芳形容:「被告所有的困境,法院都沒有在看,反而用被告的困境來指責被告。」
小穎經濟壓力大,花費卻極自制,信用良好,卻因此被法院解讀為並未負債累累、許多人比她更慘都走過來了。示意畫面,圖非當事人。 (東方IC) 一個事實,二種解讀。單親是雙倍的重擔,法院卻解讀為更該因此悉心照顧子女。連小穎的經濟困境,法院也持不同觀點。案發前小穎失業,又拿不到前夫的扶養費,還被告知子女各需要一筆不小的醫療費;此外,她每月還有近3千元的學貸,她還了10年,餘額仍有十多萬元。走投無路下,她解除所有儲蓄型保單,才有些現金。但,法院卻因此解讀她並未負債累累,許多人比她更慘。
恰好,專家鑑定報告也對小穎的經濟狀況做了分析,卻是完全另一種解讀。紀錄顯示,小穎有6張信用卡,但每月刷卡金額甚低,有些月分甚至是零,且「均全額繳清無延遲紀錄」,鑑定報告因此特別提到,小穎儘管經濟困難,「並沒有養成刷卡養債的習性」。
辯護律師李晏榕說,人們指責小穎為何不將小孩送人領養,然而8歲與6歲的孩子在台灣要找到收養家庭,難度極高。法官難以理解的,也許還包括育有2個幼兒、學歷又不高的單親媽媽,求職有多難。小穎的二審辯護律師李晏榕就說:「小穎講過一段經歷,那時她剛從美髮院離職,騎著摩托車沿路找工作,早餐店她沒辦法去,因為要送小孩上學;她也有看到泡沫紅茶店徵人,但需要週末排班。」小穎找過最有可能勝任的,是一間公司的行政助理,「只需要隔週六上班,1個月2天,但週末要找8小時的臨托保母,行情是2千5百到3千元,1個月要5、6千元,但她月薪才2萬6千還是2萬8千元,還要扣掉房租跟其他開銷。」
李晏榕又說:「她的故事裡還有個問題,台灣人對憂鬱症沒那麼了解,大家會覺得你委靡了幾個月,夠了吧,要不要振作?但當她還在發病期,一直叫她振作對她反而是壓力。」
何止一般台灣人不理解,卷宗顯示,案件審理時,小穎就醫的精神科醫師出庭,證稱小穎罹患重度憂鬱症,檢察官卻問:「是不是只要按時服藥並定期回診,她的鬱症就可以緩解或獲得控制了?」
小穎為什麼罹患憂鬱症?是因為獨自育兒的壓力、離婚、還是母親驟逝?小穎的IG至今未關,她的動態很少,5年來共僅33則,最後一則是2019年7月、案發前半年多,照片是一則簡訊的截圖,簡訊寫:「○○○(小穎姓名),你不必一直堅強。我知道有很多負擔讓你失望,但你不應該單獨承受。有很多人愛你,願意分擔你所承受的負擔,雖然你看不到我,但我就是其中之一。」署名是「媽媽」。
那時母親已過世5年,應是小穎仿照母親口吻,發簡訊給自己。照片下方的貼文寫著:「…誰能夠告訴我『沒事,我還在,而且會一直在。』媽,我好想妳…」
獨自育兒之艱辛,長年呼籲成立「育兒支持團體」的立委王婉諭很有感:「我第三胎是雙胞胎,還在坐月子,先生就外派,我一個人帶4個孩子,那一年非常、非常辛苦,1個孩子去上學,另外3個沒上學時,光是要去接上學的孩子,就不知道怎麼辦。有時連出門買菜都不容易,我沒有辦法帶著4個孩子買菜,靠住附近的家人幫忙。」她回憶那段時間:「只要孩子上床睡覺,低潮就來襲,甚至會哭,覺得好無助。但即使要去看身心科都沒有時間,你要怎麼帶著孩子出門看醫生?」
立委王婉諭說,台灣的育兒問題一直不被正視,政府提高生育率的方法向來僅有補貼,成效有限。王婉諭說,小穎的事件反映了長久以來的育兒及生育率議題,「並不是說她的行為是可接受的,而是這是系統性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她表示,要政府增加預算恐有難度,她建議從現有資源著手,「我們其實有《家庭教育法》,每個縣市有家庭教育中心,只是功能不彰,如果家庭教育中心辦活動時,能把住在同樣地區的家長媒合起來,組成育兒支持團體,寒暑假你顧一天、我顧一天,壓力跟經濟負擔都會減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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