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強媽媽(圖)說,Jelly老師不僅關心學生狀況,也會適時鼓勵、同理家長。(蘇立坤攝)「我的孩子小強(化名),是需要特別花心思的孩子。當小強有狀況,其他老師都不知原因,Jelly總能以最適合的方法,安撫我的孩子。他非常非常信任Jelly老師。」國樂班學生小強的媽媽形容,Jelly是孩子在校的避風港,就連小強在家裡有狀況,她也會隨時請教Jelly,「她會告訴我:『其實媽媽,我們應該相信小強一定可以做到,只是需要等等他。』」「我們這種…很容易被質疑的媽媽,會覺得,自己是不是哪些地方沒有做好,才會導致孩子變成這樣?但Jelly老師會先肯定我,然後感同身受這件事。而且,她相信我的孩子。」
訪談結束前,小強在一旁拉著記者,告訴我們:「那個位置空了一塊。」追問之下,才理解他說的「位置」,就是國樂班團練時,Jelly的指揮位。
「我們很多東西,包括團練,都是Jelly老師幫忙完成的,有任何問題,我們都問她。她都幫我們打輔助(遊戲用語,指負責補血的角色)。」小強難掩失落,「老師突然不見了。我感覺,我們原本是一條線,那條線突然被剪斷。那個羈絆,突然就沒了,就像網路連不上一樣。」
「我女兒國一學習狀況不好,成績都在後段,她很茫然。那時我就常聽女兒說老師會鼓勵她,也會告訴她讀國樂班,未來可以怎麼走。」林爸爸(化名)說。
Jelly曾邀林爸爸到校,將他女兒所有考卷與音樂成績彙整,證明課業成績與音樂成績呈正成長。「當父母的,一定會擔心學生學習狀況不好,但老師叫我們不要急,說我女兒有她的個人特質,我們該抓住她的特長,而不是每樣都要求她。」林爸爸一臉欽佩地說:「我女兒成績變好,心情也比較穩定。Jelly就是我女兒的啟蒙老師。」
小揚(圖)特別強調,在校時根本沒發現Jelly身上有刺青,是此次事件發生後才得知。「我畢業4年了,才知道Jelly有刺青。就連運動會,天氣超熱,師長大隊接力,她都穿長袖、長褲。」目前就讀大學音樂系的畢業生小揚(化名)說,「我要考音樂班,她犧牲午休幫我複習,都沒額外收費。現在我上大學,如果有音樂上的煩惱,還是會找Jelly請教、抒發。」
目前就讀高中的畢業生小雅(化名)說:「上課時,她會提出幾個問題,讓我們在小卡片寫出真實想法。她讓我們寫『最讓我受傷的一句話』、『貼在我身上的標籤』。那是少數的課,我們可以說出自己真正的感覺。所以每個禮拜,大家都很期待音樂課。」
小雅(圖)說,雖然Jelly只是她們班的音樂老師,但當時班上都很期待上音樂課,因為只有音樂課她們能充分表達自己意見。青春期的迷惘,Jelly也曾經歷。父親因為身體狀況無法工作,她領有清寒證明,即使如此,爸媽仍硬湊出錢,讓她學琴。為節省家裡開支,她也是有一堂沒一堂的上,「我裝病、假裝手痛,其實是為了省錢,少上一堂課。同學出去玩,去KTV,我都沒去,自己在家練琴。」
至於為何著迷刺青藝術?她自況,刺青就像是把藝術品收藏在自己身上,「我從小情緒比較敏感,容易波動,唯一能夠讓我靜下來的,就是去看展覽,或去藝術類商店。即便沒錢買藝術品,但只要置身在那些場所,我就感覺平靜。」
右手臂上的「民」字是Jelly爸爸的名字。「我高中、大學都拿獎學金,不用付學費。我大學兼家教,或接一些演出,存了點錢,大學就刺了兩個刺青。」她下定決心,賺到錢,就要把能安撫自己的藝術紋上身,「很多人說,刺青有靈魂,我相信這件事。」大學住宿舍,每當她在夜裡輾轉、不安難眠,常起身環抱自己,「當我覺得孤獨,只要摸著它們(刺青),上面有爸媽名字,會覺得,他們都在我身邊。」
「以前的我,多希望這世界上有一個人能懂我。只要有一個人就好了。」Jelly強調理解的重要,「我不希望有孩子跟我一樣,在成長過程中,沒有一個人是挺他的。雖然這樣講滿自大,但我希望我能夠成為那座山,不管我能挺多少人。」她自認竭盡所能,避免刺青在教育現場模糊焦點、影響教學。只是,當排山倒海壓力來襲,服務6年的學校竟沒人挺她。
7月4日,Jelly離職一個多月,收到學校來信,性平會以「不成立」結案。不只一名家長透露,福豐校長陳寶慧與輔導主任劉天麟僅向家長提及Jelly為何被提報性平會,卻沒提及性平會結果,稱學校一切依法處理。
其中一名家長表示,當他們得知性平調查不成立,詢問陳寶慧,得到的答覆竟是:「得知性平會結果後,校長已指示其他同仁用電話與訊息,通知Jelly復職,但Jelly都沒有回應。」我們轉告此事,Jelly打開手機紀錄,表示並未接到任何校方電話與訊息。她出示與劉天麟的LINE對話,最後一則由她發出的訊息,停留在一個月前(7月7日),劉天麟至今不讀不回。
Jelly受訪時難掩沮喪,「我最介意的是,就算我離職,還是影響到學生。有家長跟我說,學生覺得自己好像被丟掉了。我沒想到他們會有這麼深的傷害,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他們受傷了,我的工作權益和人格也受損,完全解釋不清。我想講,也講不了,因為學校勒令我不能講。我有很多的不甘願。我不喜歡不告而別,很想跟孩子們講清楚。」
「當老師的,都希望學生順利畢業,有好結果。」Jelly的大學同窗黃文玲(化名)感嘆,Jelly熱愛教學,「她是國樂班指揮,還是術科導師,一直覺得自己有義務,從頭到尾帶完這班。」
黃文玲義憤難平,「Jelly沒有推廣自己的IG,學生私訊她,她也拒絕。她已經把創作和教學劃清界線,學校為何可以介入老師私生活?在身體上展現刺青藝術,這和性平有什麼關係?」黃文玲更驚訝的是,「遇到這種事,Jelly的第一反應竟是『學生該怎麼辦?』我問她:『蛤?妳不是應該先救自己嗎?』她卻說:『學生很可憐。』」
「如果一個老師決定不帶班,通常會在最後一堂課跟學生好好說再見。Jelly連跟學生交代的機會都沒有,就連去辦公室收東西,主任都『陪著她』。」黃文玲說:「我難以想像,學生怎能接受?Jelly是指揮,突然換老師,風格不同,音樂詮釋落差會很大。她帶班這麼久,且距離畢業音樂會剩一個多月,如果這班面臨的不是發表會,而是比賽,那所有人都完蛋。」
黃文玲自師大音樂系畢業後,曾任1年代理老師,目前已考上正式老師。她觀察,「代理老師在學校的聲音是零,沒地位,不敢為自己講話。我知道那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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